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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师范毕业生“全部落实岗位”意味着什么******

　　如何做好2023届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近日，教育部发布通知指出，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组织公费师范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优先利用空编接收等办法，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全部落实任教学校，严禁“有编不补”。2023年5月底前，确保90%的公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

　　“全部落实岗位”，教育部通知中的这句表述，让人眼前一亮。这是公开承诺，也是主动加压。受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确实面临较大压力，以至于常听到有人感叹遭遇“最难就业季”。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能够获得特别关注，体现了国家对师范教育的重视。

　　也许有人会问：2023年5月底前，确保90%的公费师范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那剩下的10%怎么办？其实，相关通知说得很清楚，2023年6月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生，其档案、户口等迁转至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中小学校任教，公费师范生离校前须全部落实任教学校。换言之，他们的就业同样有出路，每个人都会找到用武之地。

　　稍加回顾可知，做好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并非偶一为之，也不是今年独有的制度设计，而是已经实施多年的制度安排。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教育部等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的通知》就指出，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制度保障，按照建立“动态调整、周转使用”的事业编制省内统筹调剂使用制度有关要求，通过优先利用空编接收等办法，在现有事业编制总量内，妥善解决公费师范生到中小学任教所需编制。

　　此后几年，相关部门连续发布通知，要求做好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贯穿其中的主题始终是善待公费师范毕业生。

　　善待公费师范毕业生，就是善待基层教育。据介绍，这些公费师范生，来自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按照协议，他们毕业后一般回生源所在省份的中小学任教。此外，“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这意味着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要到基层去。身为受到良好师范教育的部属师范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所学所知融入基层教育中，带来的积极意义不言自明。

　　基层教育最缺什么？有业内人士坦言，最缺的是优秀教师。努力让每个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让乡村孩子享有更公平的教育，他们才能更好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的能力。而对于那些富有才华的公费师范毕业生来说，他们带着责任扎根基层，将知识传授给乡村孩子，不仅能够照亮孩子的前程，还能为基层教育生态持续注入活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国家善待公费师范毕业生，安排他们就业并保证入编入岗，还能增强师范生就读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自豪感和认同感，进一步激发师范生作为国家公费培养教师的使命感和荣誉感，从而激励更多青年才俊献身师范教育。

　　当然，善待公费师范毕业生，不仅体现在就业“兜底”，还体现在待遇落实等方面。比如，要着力为公费师范生到农村任教提供办公场所、周转宿舍等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再比如，可以把公费师范生履约任教后的在职培训纳入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如此种种，既有利于他们进一步成长，也有利于他们获得应有的职业尊严。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让更多优秀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让基层成为免费师范毕业生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则教育公平更可期。

　　王石川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育儿补贴，鼓励生育就该着眼于“减负”******

　　■ 社论

　　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减轻育儿经济压力。

　　近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初步拟定了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明确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原则发放育儿补贴，其中生一孩、二孩、三孩三年累计补贴分别为7500、11000、19000元，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无独有偶，济南日前也印发《济南市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济南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3周岁。

　　应看到，自四川攀枝花市2021年7月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以来，包括云南、河北衡水等多地，都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这次深圳、济南等地对育儿补贴做出政策安排，挟大城市的身位推出实打实的激励补贴，意味着“发钱鼓励生育”的政策暖风，正更多地从中小城市吹到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大城市。

　　这显然来得很有必要：现实中，大城市虽然能吸纳更多的年轻人，但生育率往往更低，年轻人“不想生、不愿生、不敢生”现象往往也更严重。这跟大城市里生活压力更大、工作节奏更快及精养模式对应的养育成本更高，有直接关系。

　　生育问题也是个经济问题。在经济学视域下，生育的实质就是“人口的再生产”，其正外部性很明显，但高成本也会成为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大城市，生育养育的综合成本通常更高。要提升那些适育年龄人口的生育积极性，还得从为他们切实“减负”着手——这里面的“负”，首先就包括经济负担。

　　在此背景下，深圳、济南等大城市推出育儿补贴，无疑是直击适育年龄人口的真切痛点。拿深圳为例，其超大城市属性本就赋予了其育儿补贴举措以标志性意义，而相对较高的补贴标准和生育补贴对象扩展到一孩的补贴范围，也不乏范本价值。

　　鉴于深圳几乎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测算，深圳5.36%的老年人口比例尚未达到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线，以育儿补贴鼓励生育更像是政策靠前发力。也因如此，此举更容易起到示范作用，毕竟，很多地方比深圳更需要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

　　一直以来，社会对发育儿补贴有些争论。有人会拿“低生育率趋势不可逆”去否定育儿补贴的存在价值。其实，应该看到，很多家庭对于生育二孩三孩的犹豫观望，都有生活压力因素考量其中，这在大城市尤其明显。发放育儿补贴，就算无法覆盖全部的生育养育成本，也能缓解许多家庭尤其大城市家庭的压力。而个中传递的“鼓励生育”导向，也会在营造向好预期中带来积极反馈。

　　值得注意的是，发放育儿补贴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系统工程中的一步，而非全部。自2021年5月31日中央提出实施全面三孩政策以来，全国多地推出了延长产假生育假、给予家庭买房补贴之类的办法鼓励生育。去年8月，国家卫健委等十七部门更是出台了二十条措施，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从产假、医疗、教育、住房、财政、税收、保险等方面多向发力，旨在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给予育儿补贴，正与国家层面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减税之列的动作同向而行。

　　说到底，生育是一个家庭的选择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民生问题。发育儿补贴，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生育养育成本分摊体系中，以减轻育儿经济压力的方式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